这就导致了国家不得不建设数字政府，但又不得不防御数字政府。

(49)(50)M.Mann."Infrastructural Power Revisited".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8,43(3/4):355-356,358.(51)张静：《法团主义》，41-62页，东方出版社，2015。既有研究往往在将法治扩展至社会的意义上来理解该范畴，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向，却容易导致法治社会的虚化、泛化和空心化。

(35)R.M.昂格尔：《现代社会中的法律》，63-82、172-173、186-196、229-233页，译林出版社，2001。(一)社会视野中的国家权力随着20世纪80年代找回国家学派的兴起，社会实际上已经开始内化至国家权力的概念中。例如，某些有助于强化国家权力的社会变革，可能会给社会调节和个人权利带来危险。其二，法治社会是一个仅存在于我国的特殊的理论命题，还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性理论命题？既有研究主要围绕我国的社会变革和治理实践来展开讨论，西方法治理论似乎从不单独讨论法治社会，该范畴的中国特色鲜明。为充分发挥这些关系纽带在法治构成中的基础作用，法治社会建设不仅需要对其尽量保持克制态度以尊重其自由发展，在社会变革的情况下还应当创设条件对其予以维续发展，并积极培育新的关系纽带。

不过，基于以下两方面问题，这些判断对西方法治实践困境的揭示并不彻底，且未真正触动西方主流法治理论。(19)相对而言，包容范式的某些研究对法治确有反思，但这种反思至少存在两个问题。而步稳则是为了这一任务最终取得成效，因为根深才能叶茂，行稳才能致远，我们切勿过度将政治焦虑转化为学术焦虑，而需要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来等待新的法学基本范畴体系孕育成熟。

此后百多年的时间里，虽历经政权更迭和政治环境转换，但这套基本的概念和术语一直延续至今（尽管有时也遭受来自意识形态的批判或内涵更替，但整体框架得以维系）。然而，十多年过去了，我们构建中国法学话语体系，占领世界法学话语体系高地和掌握国际话语主动权的能力仍显不足，特别是在国际法治和全球治理领域，西强我弱的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关键字】法学基本范畴。法治也不是静止的概念，而处于动态发展之中，法治以现代化为目标，以文化传承、文明互鉴为规律，以变法革新为动力。

这种远离先验原则而返归实在法的努力不仅来自科学的要求，也源自法教义学（部门法学）的内在诉求。成年人既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未成年人同样如此。

思想芯片就是科学提炼出来的概念、范畴。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实践所提出的时代性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解决构成了我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和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之所以要将对法学基本范畴的重构作为关键抓手，或者说法学基本范畴之所以在当下面临重构的境地，盖出于时代背景的变迁。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进一步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这同时体现在法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三方面。法治文明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标志之一，交流互鉴是人类法治文明发展的基本要求。而这类社会关系不仅存在于私法领域，也可能存在于公法领域。今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包括：依据什么样的分类标准在法治之下区分出二阶、三阶、四阶概念……？怎样划分才能在各阶层上做到概念之间没有交叉且合起来穷尽全集？静态体系与动态体系彼此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什么？例如，我们对于法治的内涵界定与对法的内涵界定如何保持内在的一致？等等。

最后，要按科学严密的内在结构构筑起新时代法学基本范畴体系。它所带来的空前变革，并不是现有生产方式、生活样态的简单拓展和延伸，在很大意义上则是对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的一种替代。

那么，在类型学上，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与其他什么民主相对？它能否解决多数人的暴政问题？它与代表的关系是什么？等等。法律关系被认为是法的实施阶段的结果。

（二）实践归纳：汲取现实经验法律是一种实践理性，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为了构筑兼具普遍性与中国性的法学基本范畴体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努力。当下正在发生的信息革命促成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的交融发展，使得信息、数据和算法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形成了以信息为资源、以网络为基础平台的全新数字经济形态，而数据和信息确已覆盖和书写了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部私人生活。可以说，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新时代背景下人民民主的最新形态。总之，要在坚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前提下，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有益知识和理论，但决不能不加鉴别地全盘吸收国外的思想和理念，而要做到识别有据、借鉴有度，最终达到开放性与自主性的结合。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就是要形成五个体系，即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

在2016年的中央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作为我们提出的具有原创性、时代性的概念和理论之一。在价值形态上，现代法治主要呈现基于人财物配置和流转的分配正义，新科技时代的法治主要展现基于信息控制/分享和计算的数字正义。

西方学者通常是在纯静态学意义上来理解法学基本范畴的。最后要指明的是，正因为法学基本范畴构成了法学知识体系的底层架构，所以对它们的重构和更新更应该小心谨慎、稳扎稳打。

新时代中国法学基本范畴应当是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运用于中国国家和社会治理实践的产物，也即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方法与中国化、时代化的法律质料相结合的产物。重构法学基本范畴也是科技新时代的需求。

科学范式的转换、传统法哲学的衰落和部门法学的内在诉求构成了这种研究形成的背景。这个新时代具有双重含义，一是政治新时代，二是科技新时代。其将作为客观存在物的法作为一阶范畴，然后按照主观和客观的二分法区分出主观法和客观法这两个二阶范畴，接着再继续将它们各自区分为三阶、四阶概念的观点。为了重构法学基本范畴，一方面要进行理论上的融会贯通，即贯通马克思主义、中华传统优秀法治文明和西方优秀法治文化三个传统，另一方面要对历史和当下的法治实践予以归纳提炼，并通过建构性解释上升为法学概念和范畴。

吸纳中华传统优秀法治文明的养分，绝不意味着闭门造车，唯我独尊。例如，十月革命之后，法律关系的概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

因为过分的特殊性意味着孤立性和不可通约性，既拒斥外来的有益养分，也拒斥对外的有益示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完善和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构建，均应紧密围绕这一新时代背景以及全面依法治国的需求来进行。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这些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在新时代背景下对法学基本范畴进行重构，是推进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基建工程，是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核心要义。相应地，法学基本范畴的重构也应当充分吸纳新时代的政治诉求，应和新时代的历史任务。无论如何，以法为核心的静态范畴体系与以法治为核心的动态范畴体系的结合，可能是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实现对西方法学之弯道超车的一条可选思路。一些法学基本概念和范畴虽然在新时代需要一如既往地被坚持，但其内涵需要更新迭代。

另一方面，还需要依照此价值来调整实践，以便使之以最佳的方式实现价值的要求。这个术语本身是否内含着矛盾？就此而言，一方面取决于对法治性质的理解，另一方面则取决于对现代化之性质的理解。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反对西方的普世价值，但并不反对全人类共同价值。还有许多技术性法学（法律）概念，例如律母律眼等。

如果说芯片决定了信息技术的产业生态，塑造着各个重要信息系统的设计模式、交互方式、评价体系、优化路径，并持续对其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的话，那么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就类似信息技术中的芯片，可称为思想芯片。而普遍性指的则是这套概念和范畴具有内在的普遍诉求，其效域并不限于中国。